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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清康熙四十二年(1703)十月，圣祖玄烨皇帝巡幸山西，在太原行宫接见了一批地方官员，其中包括交城知县张丙厚在内。他对张丙厚等人似乎情有所钟，选录了几首唐诗书写成条幅赐给他们。其中赐给张丙厚的御书是唐•胡曾的咏史诗《武陵溪》七绝一首。这在当时来说，区区一个知县能得到皇上的御书墨宝，也算是十分荣耀的大事了。这首诗是： 《武陵溪•赐交城知县张丙厚•御书》 一溪春水彻云根，流水桃花片片新。 若道长生是虚语，洞中争得有秦人。 (参见清.雍正《山西通志•艺文》卷182) 这个张丙厚何许人，竟能得到康熙皇帝如此恩宠？也是说来话长。 张丙厚(1666——1724)，字尔载，号腹庵，河南磁州人，出身官宦人家。他父亲张朴园，翰林学士，当过国子监祭酒，曾视学江南,皇帝原先就认识。丙厚学业有成，在康熙三十三年(1694)29岁时就中了进士，这也算是少年得志了。张丙厚平生“好射猎、饮酒、歌舞，盛服，玩而倜傥，有奇气”。也许因为他有点狂放不羁的缘故，官至刑部郎中后，就再没有升迁。 张丙厚仗义疏财 张丙厚有一个仗义执言、挥金如土的秉性。 张丙厚之父张朴园当年为官，身边曾用过两个幕僚，一个是方苞（后文还要说到），一个是魏方甸。魏方甸的曾祖父魏大中(1575—1625)，是明代东林党人、文学家、著名桐城派创始人，历官工科给事中，被魏忠贤陷害致死后，家境十分贫寒。到清康熙时，他的曾孙魏方甸当师爷，勉强维持生计。不料魏方甸又英年早逝，拋下妻儿老小，全家濒临绝境。方苞与魏方甸是生前好友，同为张朴园幕僚，均认识“公子”张丙厚，他便代为魏家向张丙厚写了封求助信，请张丙厚解囊相助。张丙厚到底帮不帮忙呢？一个月后，魏方甸的父亲欢天喜地来找方苞说：感谢您代为写信，现在恩人张丙厚已嘱咐邻府通判某公每年给我家送30两银子度日，直到通判某公离任为止，真是千恩万谢。此外还有一例：方苞的好友王源死，其子王兆符贫无所依，方苞又介绍王兆符去找张丙厚。当时张丙厚已罢官在家，也不宽裕。张丙厚却豪不犹豫的说：别愁，我的田可以分，我的房可以割。他很快凑齐一百两银子交给了王兆符。 张丙厚在家乡购置“义田”，周济穷人。其时只要有乡亲父老上门求助，他从来没有推辞过。 张丙厚与交城县 张丙厚任交城知县是在康熙四十一年（1702），次年离任，时间不长，大致一年左右，但也办过两件大事。 第一件，是处理交城夏家营村与清源县高白镇之间的壶平石河水患纠纷。两村因为治河纠纷，曾发生过夏家营村民集体前往省城太原上访的事件。原先，壶平石河两岸双方均无堤坝防护，任由河水自流。后来洪水泛滥加剧，冲毁农田房屋，两岸双方均受灾害。康熙四十二年(1703)夏初，高白镇任大勋、段朝宁、 (清.康熙己丑《交城县志》张丙厚《势豪开渠挡堰等事议》) 第二件，是解决交城县与驻防交城绿营官兵就近交纳、领取粮饷的问题，一举两得，免除长途运输之苦的德政。过去，作为太原府属的交城县，每年交纳钱粮税赋必须运送到太原进行，银钱不说，光说粮食运送，数额巨大，年交小米584石有余，黑豆2651石有余（每石约重120斤），仅从县城算起到太原为120里，若计算古交、东西葫芦、横尖区域经过县城中转的距离，那就更远；而驻防在交城县的靖安营(驻中西川寨子村)、交城营(驻县城西门外)两营绿营兵丁与马匹所需粮饷料豆，又必须到太原领取，其数额是小米1435石有余，黑豆135石。这在当时道路状况、运输工具极为落后尤其是大部分路段完全依靠“灰毛驴驴”驮载的时代，你往上拉，我往下送，长途跋涉，劳民伤财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就连地方官吏、驻军也深感不便。后来为了贪图方便，免除长途运送之累，交城县地方官吏不得不在当地将粮食粜出，换成银钱，再到省城太原粮食市场籴进后向上级交纳；在驻军方面，即是在太原领到粮食后粜出换成银钱，然后再回交城就地购买。这样一来，往往由于两地粮价差异而形成亏损，难以弥补。 针对这个十分繁琐的运输矛盾，张丙厚接受地方军民意见，查找依据材料，参照康熙三十四年太原府乐平(今昔阳)县申请将该县“额米拨交本邑防兵”，得到前山西巡抚批准的成例，也申请交城同等办理，将靖安、交城两营所需粮饷米豆全部由交城地方如数就近交纳，其米豆各有超出、不足差额部分，则按时价折补。免除徒劳往返之累，一举两得，公私称便。其剩余部分，交城县继续送往太原交纳。 (清.康熙己丑《交城县志》张丙厚《详请就近拨支米豆议》) 张丙厚与年羹尧 说到年羹尧(？～1726)，是清史里赫赫有名的人物，大凡看过有关康熙、雍正小说、影视的人都会有深刻印象，他居然还和张丙厚有些瓜葛。年羹尧官至总督、大学士、大将军，功高震主，春风得意时飞扬跋扈，根本不把朝廷中的皇亲国戚、王公大臣放在眼里。康熙六十年(1721)，年羹尧改任川陕总督，而张丙厚只是个刑部郎中(正五品)。年羹尧以定西将军衔率军征剿罗卜藏丹津叛乱，平定西藏。雍正皇帝即位后，又因为“拥立”有功，雍正对他十分倚重。雍正元年(1723)，朝廷授他“抚远大将军”，以功加“太保”（ 正一品），封公爵。年羹尧既居高位，更加恃功骄纵，威权自恣。出门黄土填道，身边护卫马弁都是四品顶戴，连开道的吹鼓手都身穿绸缎蟒袍。他率凯旋回京，王公大臣到郊外迎接，他不屑一顾，理都不理。后遭雍正帝猜忌，又因众官交章劾奏，终于翻了车，尽削其职、爵，以“九十二款罪”被勒令自尽，其一子被处斩，其余儿子凡够15岁的一律充军戍边，落了个悲剧下场。 当年朝廷由于用兵西南，军政繁忙，曾从全国上下抽调大批文武官员前往军前效力，归年羹尧节制任用。年羹尧因为过去认识张丙厚，因而张丙厚也名列其中。他把张丙厚叫来帐前，“居高临下”，派人向张丙厚示意封官许愿之意，允诺给他个“监司”的官做，意欲拉拢。而张丙厚推辞说：“我现在有吃有穿，有房有地，又有书读，足够我安度晚年了。所遗憾的是我世受国恩，空有抱负而没有为国率兵镇守边疆。我这次来这里，方望溪曾提醒我此行有危险，原来就是用“监司”来为难我。” 年羹尧得势时，西北各省巡抚、总兵文武官员要见年羹尧，如同绵羊见老虎，刚上大厅台阶就慌作一团，跪地膝行，直到年的脚下匍匐在地，战战兢兢，大气不敢出。而年羹尧三次召见张丙厚，张丙厚三次长揖而已，不亢不卑，年羹尧也奈何他不得。 (清.方苞《方望溪全集.集外文.刑部郎中张君墓志铭》) 张丙厚与文字狱 清朝的文字狱是很有名的，它使多少读书人心惊肉跳、头皮发麻。 康熙五十年（1711），副都御史赵申乔弹劾编修官戴名世所著《南山集》、《孑遗录》有“悖逆语”， 而方苞曾为《南山集》写了序，因而也受牵连，被一并逮捕下狱。这便是著名的戴名世“南山集案”。这一案的处理结果是戴名世被“寸磔”，方孝标已死，仍被“剉尸”，其子方登峰、其孙方式济等全被发配黑龙江；其余跟戴名世有过交往的尚书、侍郎，有32人被降职，全案牵连三百多人。方苞是方孝标的族人，为《南山集》写了序，又藏过刻板，被捕入獄，起先也被判为死刑，后因康熙皇帝赦免，逃了活命。起初，方苞被判死刑，可他不慌不忙，身在大牢还照样埋头用心读书学习，若无其事。同监狱的人都很着急，把他的书给扔在地上说："马上要死了，还看什么书！"可是方苞视死如归，仍不慌不忙地回答说："朝闻道，夕死可也！" (参见苏惇元《方望溪先生年谱》)。 当时朝廷委派正直无私、威信很高的大臣吏部尚书富宁安主持办案，禁绝一切说词请托。一天，富宁安正在关门审讯方苞时，张丙厚毫无顾忌，手持函牒，口称有急事，大声敲门进入法庭大堂。富宁安问他有什么事如此着急？张丙厚回答：“我着急方苞的事！”，他慷慨陈词，向主审官富宁安讲说爱惜人才的大道理，他大声疾呼说：“方苞是国家栋梁人才，此次是为名声太大而受牵连，并没有罪。你能为他平寃洗辱，全国人民尊敬你；如果做不到平寃洗辱，那也不能对他动刑！”直说到口干舌燥处，他端起审判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，转身又将茶杯端到跪地受审的方苞嘴边喂水喝。在场的人们目瞪口呆，无不为张丙厚的言行提心吊胆。审讯结束，狱卒衙役上前给方苞上枷戴锁，刑具颈孔狭窄，罪人十分难忍，张丙厚上前立即要求更换宽松者。他还亲自相陪，送方苞回牢，并叮咛狱卒：“谁胆敢虐待方先生，我叫谁也承受同样之苦！”张丙厚身为刑部郎中，不避嫌疑，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为朝廷钦犯鸣冤叫屈。方苞前后坐了一年三个月的牢，到五十二年（1713）宣判，戴名世被判死刑，方苞及其余有牵连者，未受刑事处分。康熙皇帝知道方苞是文学人才，以"方苞学问，天下莫不闻"，又有大学士李光地在旁推荐，康熙皇帝终以"白衣人"方苞入直南书房，当了皇帝的老师，真也是因祸得福。 （参见方苞《结感录》） 方苞没有被判处死刑，与张丙厚赤膊上阵、大声疾呼有一定关系。清代的“文字狱”，使许多读书人、文武大臣畏首畏尾、噤若寒蝉，想躲都恐躲不开，而张丙厚这样赤膊上阵、义无反顾的表现，深得方苞等人与社会文人的敬重，难能可贵，张丙厚与方苞成为莫逆之交。康熙五十五年(1716)，张丙厚母亲病逝，请方苞撰墓表(方苞《内阁学士张公夫人成氏墓表》)；雍正二年（1724）张丙厚病故，方苞又为他撰写了墓志铭。 2002年，老同学成村张树信（1939—2004）提到成村尚有旧碑，笔者遂于7月26日骑车前往访碑，在原生产队废弃场院破房中，找到一通半埋残碑，经清理刷洗，字迹尚属清晰，原来是清康熙四十三年《重修定香寺中殿碑记》，卫元善撰，题下有“赐进士第文林郎知交城县事张丙厚”记名，可证实张丙厚在交城县的任职时间。台湾学者李敖在其《李敖研究•研究李敖•狱中杂记今译》里，也提到张丙厚，为他在刑部大堂的狂人表现惊叹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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